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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岁老人的传奇人生

字号+ 作者:佚名 来源:经济人物网 2016-01-25 10:02 我要评论( )

周有光:百岁老人的传奇人生 
周有光与妻子张允和
  
  提起周有光,大家并不陌生,这位在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老人,是著名“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的丈夫,连襟是昆曲名家顾传玠、作家沈从文、汉学家傅汉思。
  
  1月13日,111岁(虚岁)生日这天,周有光先生家中比平常热闹些。几位每年这时都从江苏常州老家专程进京的客人,带了精心准备的常州风味寿宴,还有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周有光很高兴,像小孩一样戴上生日小红帽拍照留念。点蜡烛时,他坚持只点一根,“111岁等于一岁,一事无成!”大家都笑了。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一个旧式大家庭。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十分宽广,研究的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周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2015年6月,张家最小的妹妹张充和在美国辞世,享年102岁。如今,四个传奇家庭这一辈仅剩周有光一人。
  
  他一生跨越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抗战和“文革”期间颠沛流离近20年,后来又见证了改革开放。青年和中年时期,周有光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是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的经济学教授。1955年调至北京,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在大学读书时,他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
  
  1949年抗战胜利后,周有光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1946年,开始自学字母学,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
  
  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80年开始,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1984年迁至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1991年,周有光85岁正式退休。此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量阅读文化和历史书籍,研究方向也从“小文化”的语言文字延伸至“大文化”领域的社会发展史和社会文明史。思想之光在百岁之后璀璨绽放,100岁出《百岁新稿》、104岁出《朝闻道集》、105岁出《拾贝集》、108岁出《周有光文集》,110岁时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问世。著述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歧途和误区有深刻反思。世纪老人的暮年之举,被学术界认为是前承“五四”精神、后启1990年以后一度终止的中国思想新启蒙。
  
  周有光的百岁系列著作出版后,引起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的关注。他长期研究东欧知识分子史,进而特别注意到,在当代中国,除了周有光,还有茅于轼、资中筠、江平、流沙河、袁伟时等一批八九十岁的“知识老人”,他们活跃在公共领域,既有赤子之心,也有学者的良知,关怀现实,针砭时弊。“他们这一代人有良知,能分清善恶;有知识,能分清是非;有勇气,能知道一个人的一生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而现在的人有更多新知识,但为什么并不见得比这些‘知识老人’有更大的理想?这是令人不得不深思的。”
  
  景凯旋还提出,将来要是书写知识分子史,这些“知识老人”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重要脚印,让中国知识界不至于这么“羞愧”。
  
  在一次和年轻记者交谈时,周有光就曾说,“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是,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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