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刚

　　

　　在市场经济下，经济活动的自发性、盲目性，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强制性结局，使人们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马克思所阐明的私有制社会经济规律对人强制性发挥作用的法则，使人们不得不乞灵于某种人以外的精神力量，使之成为抚慰市井苍然心态的精神慰藉和市场抑恶扬善的伦理诉求，财神及其财神文化便应运而生。以中华正财神赵公明为代表的中国财神文化，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发展过程中不仅是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精神动力，而且是人们厘定商业规则的基本操守。在中国这种特有的财神文化滋养下，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才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财富神话。本文仅以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为例，探讨财神文化在明清商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探讨财神文化与商帮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就教于各位贤达。

　　

　　 一、财神文化是引领明清商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财富的历史。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财富都是人们历史活动追求的永恒主题。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追求利益的经济“理性人”假设出发，到中国人新年见面说的第一句话 “恭喜发财”，不难看出企及发财致富、生活富足是人类永不泯灭的理想。但在市场经济充满巨大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条件下，财富难求，得而易失的现实存在和货币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对立的状态，使人们不得不把发财致富的欲望寄托在某个神灵之上，作为他们理想的表征化身，“财神”及其财神文化便应运而生。这种财神及其文化的产生和连绵不断的香火缭绕，寄托了人们对财富追求的强烈愿望。

　　

　　在传统的“义、利之辨”道德命题很难为市场逐利行为给出和乎逻辑的诠释，如何站在“伦理一般”的立场来为逐利行为提供伦理合法性论证。在这方面，我国的民间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就是“财神信仰”的泛化。因为在信仰时代，符合正义的社会伦理仅靠空洞的说教无以感化为金钱驱使的芸芸众生，它往往需要借助某种神灵的名义和具有威慑的力量，作为经济和社会行为的普世性原则而被各种市场主体所接受。民间社会以财神作为物象表征，便为民众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的道德前提并成为民众追求财富的精神动力。

　　

　　自有商业以来，追求财富、赚钱发财是商人们永恒的企及。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冲破了重农抑末的传统束缚，商人们公开以追求财富及其增值为鹄的，占有货币的欲望迅速膨胀。明代沈寿卿《三元记》传奇第十五出《断金》咏叹银子功能的一段唱词，颇能反映时代的变迁“银子，你是天地间造化根：人为你费尽了辛与勤，人为你餐风宿水忧成病，人为你戴月披星晓夜行，人为你似鱼鳖渡海滨，人为你伴虎狼登峻岭。银子，人若一日无君也，壮士无颜人所轻。”①在追求货币无限增殖利益驱动下， “富人无不起于商者，于是人争驰鹜奔走，竟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②明清小说《今古奇观》“徐老仆义愤成家”借商人之口将商人求利的目的说得很直白“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只拣有利息的就做。”③当这种追求财富的现实目的需要社会伦理予以确认时，财神文化就成为最合乎理性的伦理表达。因此，财神就成为护佑商人发财致富的行业神和商人们追求财富愿望的物象反映，毛泽东当年在分析中国传统商人时就指出，中国商人的特点是“他们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④这种礼拜赵公元帅，表现在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身上就是各地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莫不以财神为崇祭对象，并通过财神崇拜表达了陕西商人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商人崇拜财神就是因为 “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沐神庥，咸被默祐也。”⑤而汉口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幅对联更直接说出了陕西商人的现实愿望：“开财之源节财之流悉赖神功为主宰；爵以孥贵禄以孥富多由明德荐馨香”。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幅对联，也真切表达了山陕商人的这种愿望：“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虞。”

　　

　　陕西商人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不仅因为财神是商人们的行业神，还在于赵公明又是陕西商人们的乡土神，是陕西优秀传统文化的物化载体。赵公明生于陕西周至集贤镇赵大村，是春秋时代人。早年是为周王负责管围猎事项的官员，因尽职尽责而被封为大夫，其村才改为赵大村。秦汉后道教兴起，赵公明作为黑虎玄坛元帅被封为道教四大护法神之一，配享人间烟火。到明清，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因素的产生，他又被封为中华正财神，作为社会正义的化身统领着中国的财神家族。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中华优秀文化的发祥地，也自然成为中华财神文化的发祥地，这是真正的天酬三秦。无论是武财神关公，还是文财神比干，仰或是偏财神刘蟾，他们都是地域性财神，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唯有赵公明为代表的中华正财神才是中华财神最正宗的化身，它以社会正义统领着社会公平、忠义和互助，它以诚信无欺代表着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力量，为整个中国树立了一面社会正义的旗帜，成为凝聚华夏民族追求发财致富的统一精神力量。因此，确立赵公明中华正财神的崇高地位，就成为陕西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有代表。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来自中华正财神的故乡，各地山陕会馆的山门上莫不赫然书写者“羲皇故里，财神家乡”的张扬性文字，陈铺着陕西传统文化的优越，这是明清时期其他地域性商帮都不曾拥有的。

　　

　　陕西商人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并在财神文化抚育下，使它像涓涓细流为陕西商人经商业贾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成为明清陕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精神源泉。明清时期正是在脱贫致富，追求财富的激励下，陕西商人才而背井离乡，奔走天涯，寄籍廛市，客地求财。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韶要负货远行，对妻子说：“绍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呆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 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⑥燕尔新婚尚且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追求，表现了陕西商人追求财富的坚强决心。清代乾隆年间，御史赵熈出使西域。行走千里戈壁，到茫茫瀚海一个叫“一道泉”的地方，见有一瓦屋炊烟袅袅，招待行旅，进店问讯，方知店主是陕西三原人，年青时随大军贸易，留住此处，开一小店，招待行旅。无独有偶，百年后的光绪年间，又有一御史刘文海出使西域，在戈壁滩一个叫“一棵树”的地方见到一陕西人开的店，四野无靠，独家经营。这位御史十分惊诧的问：“为什么只有陕西人敢在戈壁滩开店？”⑦同样表现了陕西商人最求财富的坚强毅力。

　　

　　在财神文化感召下，陕西商人追求财富的强烈愿望还表现在敢冒杀头的危险，一次次向官府的政策“雷区”进行冲击，为追求发财致富而趋死地若鹜。在明代，陕西茶商一直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顽强抗争，他们以陕西人素有的重死轻生，强悍不训的勇敢精神，冒死犯禁，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迫使政府作出让步，进行政策调整，不断推行者边茶贸易商品化的历史进程。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茶商首先对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廷只得在成化五年允其合法，“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⑧在西南边茶贸易领域，陕商又突破“明例茶不入番地”的规定，为了远售求价，他们领引边茶后，直入藏区使打箭炉从一个荒僻的小山村变成了“汉番互市之地”⑨。清代陕西盐业掌柜，冒着财失人亡的风险，打开了自贡井盐的生产局面。在清政府“引岸专商”制度下，官府严格控制川盐，“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不许越境贩卖。陕西掌柜负气尚勇，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深入腹地，“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⑩硬是一路凯歌。到雍正年间，把川盐的销区扩大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7/10，确定了陕西掌柜在川黔滇盐业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二、财神文化是明清规范市场行为的伦理诉求

　　

　　明清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市场经济萌芽”，⑾（吴承明《市场与现代化》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7 页 ）但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质必然诱发大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市场行为失范和传统道德底线崩坏。有人描述明清中国市场的乱象是“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狂。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到了明代末期，更是“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⑿以至于有人惊呼说：“天道变迁，人事亦改”，“习俗移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⒀在这种情况下，当现实世界尚未建立起正常的市场规则和市场规范以保护人们正当利益的时候，人们只得乞灵于虚幻世界，利用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以惩治不正当市场行为，树立人们所期待的市场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河南沁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对商人崇拜财神的现实原因说得很清楚，“商贾抑去父母之帮，营利于千里之外，身与家相睽，财与命相关，祁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明之福佑，故竭力崇奉。”⒁北京《重修正乙祠整饬义园记》也指出，商人所以敬神庥就是因为“人无论智愚，未有对神明而敢肆厥者。”⒂[1]四川宣汉县《重修禹王宫碑记》中也指出，会馆所以各祀其乡之神，就是“慎人心之不齐，或又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⒃同时，在市场经济下，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贫富不定，富贵无常，持镪辇重的商人，常常成为土匪强梁追杀的对象，商业风险所导致的破产歇业，身财俱亡的悲剧时有发生，这些也导致人们只得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通过祭祀神灵来释放市场风险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并祈祷生意和顺。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对祀祈神灵对商人行为的制约作用有清晰的表述。其志说，山陕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而相俎诈也。”⒄（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碑）

　　

　　在这种情况下，财神文化所代表的社会正义和经济理性，就成为人们厘定市场秩序，构建市场规则，培育市场精神的心理诉求，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市场非规范运作，致使财富难求现实的叹息。市场的非规范运作是多样的，这就使得人们所创造的财神也是多样的。它的特点就在于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反映了人们对整治市场不规范行为的多样性企求。所以民间信仰的每位财神都是一种道德原则和社会公正的化身，如关公作为武财神，代表“忠诚”和追求市场秩序的强制力量；比干被挖了心，没有私心，代表了市场利益评价的“公平”；而在所有财神偶像中唯有陕西人赵公明则代表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最崇高原则——“正义”，这种正义不仅是结果正义，更是过程正义，最终比附着人类对生命价值“人生而平等”的终极判断，所以他才成为中华正财神的化身。以赵公明为代表的中华财神及其体系，说到底是被人们伦理化、道德化得神祗，体现出强烈的“人化”性质和民俗色彩。

　　

　　赵公明作为中华正财神，作为中华正宗财神的代表，并不是因为他的脸黑，而在于他所体现的市场正义原则和诚信经商的市场行为。赵公明作为经商奇才，践行信义为本的经商理念，以聪颖勤劳而聚财有方；以经营得当而理财有道；以仗义疏财而用财有义。这种讲究诚信、扶贫助困、和谐处事的市场行为，正是市场经济所需要道德典范，后来人们才将他逐步神话，奉为理财之神，专司迎祥纳福、商贾买卖。有关赵公明的诸多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无论什么主题都强调财富不可强求，要积德行善，财富总会眷顾那些心地善良、不强求硬取而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在举世逐利、世风日下的社会大背景下，财神文化的泛化实际上是告诉人们，人生还有比金钱财富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间的真情和对人类的大爱。尽管人在现实物质生活里，为了生存必须逐利，但人生的目标首先不应是逐利，而应当是道德化的存在，在道德性存在的前提下，获得的财富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正由于赵公明财神文化所拥有的各种优秀品质，当人们的经济行为缺乏法律制度的限制与维护时，为使经济活动制度化、程序化、公平化，人们就必须通过诉诸某种神灵的威慑力量来强制的使其实现，使其作为某种羽化于人本身之外的异己力量，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尤其中国历来就有报本返始的祭祀传统，为的是“不忘先德”；“不忘所自”不忘祖师创业之功。《搜神大全》中说：“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宣利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财神故里公明庙内写有道教偈语：“财神真经佑万民，冰清玉洁合天心。以义为利通天下，明心则生五福临”。庙内还留有古时庙会文人游庙有感而发的众多佳联：“以义为利则财恒足，既富方谷而邦其昌”；“生财有大道，则拳拳服膺，仁是也，义是也，富哉言乎至足矣；君子无所争，故源源而来，孰与之，天与之，神之格思如是夫”。这些佳联名作皆表达了相同的含义，即“凭勤劳致富、靠仁义经商、以和谐取财”。⒅这些赵公明财神文化的深刻内涵，便成为呼唤商人社会良知回归，培育商人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行为规则的精神模版，代表着传统商业的主流价值观和商业文化的主导方向。

　　

　　在财神文化感召下，形成了陕西商人诚信经商的价值取向，使明清时代的陕西商人以厚重质直的本色性格和忠厚为本、以义求财的经营风格，在明清中国商界素以诚信忠厚，言不二价而著称于世，。陕西户县商人郭仰山，秦渡镇人“设药市镇上，而拣材精审，身亲刨炙，虽极贵品，不敢以假乱真。盖公曰：‘药之良否，人命攸关，敢儿戏乎！虽贫穷，或严冬昏夜叩门户，无不与者。’盖公有尝曰：‘命等耳，贫穷独非命乎？且病痛思药，因心急如焚也。’”由于他做生意货真价实，市价不二，在远近名声遐迩，被大家尊称为“不二郭家”。⒆韩城王庄党家村的党家也是靠诚信发的家。党家十一世党德佩早年在河南贾营作棉花生意，一次一位云南客人运来瓦罐、瓷器，滞销不售，将货物转托党德佩。党德佩小心维护，七、八年后，云南客商贩回贾营，党德佩将银钱货物一一呈上，云南客商目瞪口呆，已将此时遗忘，曰：“天下竟有如此伟男子”，遂拿出一笔资金帮党家发展。做生意一诺千金，不欺不瞒，以良好的商业信誉为自己占领和开拓市场。⒇三原商人张居士在苏州做生意，“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是故“张居士名满邑里及如苏”，（21）大家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取得了经营成功。泾阳商人张香享，在渭南雨金镇做典当生意。其质直朴讷而宅心仁恕，做生意待人以诚，立矫欺习，久而久之，一镇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贷无争，向他借贷银钱，从他的当铺出来，连检校都不需要。这样好的商信，当然使他的生意“贾日赢”很红火。（22）

　　

　　陕西商人诚信经营的“棒棰”精神更表现为陕西商人做生意待人以诚，不欺不瞒，急人所需。渭南板桥常家在四川金堂县做生意，有出租土地九千亩，承租人如遇年馑歉收，只要向掌柜磕头说明情况，便租银全免，决不追缴，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后土匪作乱，众人趁机抢掠店铺，唯独不抢常家。入近代后，四川军阀混战，伙计们纷纷携银逃难归陕。不久齐聚财东门首，交银了账。财东说：“战乱无依，你们拿去度日。”伙计们齐声回答说：“你家的银子，我们要它干什么。”这就是陕西人的诚信精神。（23）陕西商人崔维荞经商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银三百两，维荞守之累日，遗金人之，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维荞笑曰：“分你五十两银子，我何苦在这里等你数日呢！”。（24）陕商王宗鹤，在甘肃静宁作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驮布的驴丢失，很后悔。有一日，一匹驮布的驴误入其家，家人欲执之。王宗鹤上前查看，见不是自家丢的驴，认为非己之物，不得为己，如是则无法取信于人，“为布商累也”，遂牵驴访主，送还失主。（25）这种一言九鼎，不失信于人的诚商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一是渭南人刘相坤在凭信镇做生意亏本失败，又逢灾害，产殆尽，妻子饿死，孩子送人，自己亦奄奄一息，自己将妻子尸体挪于坟墓且仰卧待毙，还在坟墓外放有纺车、厨刀各一车，上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有埋我者，以此相酬”，（26）这就是陕西商人质直厚重的诚信风貌。

　　

　　这些都提升了明清以来陕西商人的素质，使陕西商人以“陕棒槌”的文化表征符号，而称雄于中国商界。

　　

　　 三、余论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保证有序、稳定的市场环境，除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刚性制约外，仍需要一个“精神之神”来作为经济主体的道德约束，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规则和思想道德体系。正由于赵公明财神文化所拥有的各种优秀品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要求的平等交换、互相合作、文明经商、诚实守信等市场规则和道德道德规范有惊人的一致性，开发和宣传赵公明的中华正财神地位，对于提升陕西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关注力和美誉度，促使陕西文化大繁荣便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保卫陕西文化资源的安全性和形成陕西文化在全国有影响的引爆点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①沈寿卿：《三元记》汲古阁原刊刻本第十五出

　　

　　②《安西县志》卷6“风俗”

　　

　　③抱瓮老人：《今古奇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卷25

　　

　　④《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 页

　　

　　⑤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出版第55 页

　　

　　⑥冯梦龙《燕居笔记》卷2

　　

　　⑦李亦人：《西康纵览》第211页

　　

　　⑧《明史》卷80 “食货”

　　

　　⑨康熙：《打箭炉志》卷2

　　

　　⑩《四川盐政史》卷24

　　

　　⑾吴承明：《市场与现代化》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7 页

　　

　　⑿万历《歙志.风土》

　　

　　⒀李乐：《见闻杂记》卷2

　　

　　⒁道光《沁阳县志》卷10 “艺文”

　　

　　⒂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 页

　　

　　⒃民国《宣汉县志》卷3

　　

　　⒄洛阳山陕会馆藏《关帝君仪仗记碑》

　　

　　⒅张长怀：《庙会风情》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 页

　　

　　⒆民国《户县志》卷2

　　

　　⒇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 页

　　

　　（21）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22）来俨然：《自喻堂集》卷2

　　

　　（23）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17 页

　　

　　（24）韩邦奇：《苑洛集》卷4

　　

　　（25）嘉庆《静宁县志》卷2

　　

　　（26）光绪《渭南县志》卷4 

　　

　　（作者：李刚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博导）